【轉貼】潘毅︰一個工人階級的消逝︳序賈樟柯《中國工人訪談錄——關於集體記憶的故事》




《明報》,2009年7月21日


編按:去年,導演賈樟柯帶領攝影隊前往成都,拍攝《二十四城記》。毛執政時期國家工廠在改革開放三十年讓予地產商,一座拔地而起的諷世寓言。拆遷前,導演賈樟柯深入工廠拍攝,對近百位工人進行了採訪。他將這些訪談整理成文,留下產業工人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的實證:這座巨城承載着三代工人,五十年歷史記憶。同為關注勞工的潘毅撰序,今天特刊之,展現了另一種社會學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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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420、成發集團、和二十四城1958 年,按照毛澤東「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當時代碼為「111」的瀋陽飛機發動機修理廠,奉命內遷西南成都,組建代碼為「420」的保密軍工廠,即後來的「成發集團」。三千多名工人和其家屬告別瀋陽老鄉,西去千里。2008 年,曾經擁有三萬職工十萬家屬的「成發集團」將土地轉賣予地產公司。工廠將在一年內拆毁,改建為名為「二十四城」的商業樓盤。

一家擁有三萬工人十萬家屬的國有工廠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車輪下灰飛煙滅,取而代之的是象徵著消費與城市的「二十四城」。關鳳久、朱繼東、侯麗君、陳克勤、高翔、沈建光、萬孝虎、釋隆恩、黃雨、趙剛等等曾在這裏成長和奮鬥的職工,以及他們的家屬也在忽明忽暗的記憶中慢慢淡出那段曾經驚心動魄的歷史。一座現代化城市出現了,一個工人階級卻消逝了。強烈的歷史反差讓人不禁反思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他(她)們樸素而堅韌的面孔伴隨着新中國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經歷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兩個時代。他(她)們的經歷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弔詭。在一個告別了貧窮,走向富裕的年代,他(她)們卻彷彿失去了所有的現實與記憶的依託,變得一無所有。


現實與記憶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面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潛藏着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的列根總統上台為標誌,西方國家告別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家產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表象,以及東亞國家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精英對發展表現出急切的心情,嚴重質疑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痛感共和國錯失了三十年的發展機遇。

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精英熱烈討論對中國「球籍」問題(中國夠不夠格擁有「地球國籍」)。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了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線」,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向何處?社會精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踏上了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裏,他們接受了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回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全面的控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公有制被簡單地等同於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制,只能滋養懶人,計劃經濟體制被認為過於僵化,導致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只有市場化才是中國發展的唯一出路。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家的控制下解脫出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弔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信奉市場力量,強烈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但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國家這隻「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產到戶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隨著城鄉分割制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特有的民工潮。1980 年代初,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制,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劃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制,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90 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家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打破鐵飯碗,告別終身制,實行勞動合同制,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向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導致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面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


大眾被排斥在外的消費盛宴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家,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地產商的財富神話同幾千萬下崗失業國有企業工人的處境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後果的極好的註腳。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將人們帶進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一個消費的社會。毫不誇張地說,在今天的中國,城市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樣板。在社會精英看來,城市代表著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尤其是一九九○年代中期之後,國家開始推進城市化,城市被賦予現代文明的意義。然而。當城市的精英正在「二十四城」享受消費革命盛宴的時候,普羅大眾卻被排斥在外,而曾經是社會主要建設者的國有企業工人更是不僅無緣參與其中,甚至因此被推向了社會的邊緣。幾千萬的國有企業工人親手創造了城市的基礎,然而最終城市化的機器卻如此弔詭地摧毁了他(她)們工作和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連同他(她)們的社會身份。於是「二十四城」的奢華生活,對於他(她)們來說,只能駐足在城市的邊緣遠遠地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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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香港書展

「名作家講座系列16」為心靈精緻的寫作日期:7 月28 日(星期二)上午11 時30 分至下午1 時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6 – 227

講者:賈樟柯

網上登記: hkbookfair.hktdc.com/tc/Events.aspx?qall=1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勞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05 年憑著作《中國製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 獲C.Wright Mills 獎,為首位獲此獎的亞洲學者。

此書作者:賈樟柯,執導《二十四城記》,作品一直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無名個體,尤其被當局和時代擠掉的人民。

書名:《中國工人訪談錄——關於集體記憶的故事》
作者:賈樟柯
出版:商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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