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人文精神的自我閣割——「邵逸夫獎」與「西九」思維/葉輝


邵逸夫獎(Shaw Prize)舉辦了好幾屆,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準備重新包裝、再度出台了——這兩件事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但想深一層,便隱約感覺到兩者都很有「香港特色」,那就是在文化或藝術的名義下,無論有沒有「預留位置」,文化藝術總是「缺席」的,很多人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很可悲,我們的社會原來已經習慣了人文精神的自我閣割。

獨缺文學藝術 全球只此一家

邵逸夫獎的意義在於:企業家撥出部分財富,成立基金,獎勵學術成就,取諸社會,回饋社會,這是企業家的良心,誰都不能說不好。瑞典「炸藥大亨」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大概是頒授國際綜合學術獎項的始創人,類似的國際綜合大獎,還有美國「報業大亨」普立茲(Joseph Pulitzer)創辦的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以色列外交家兼實業家沃爾夫(Ricardo Wolf)創辦的沃爾夫獎(Wolf Prize),日本工業家盛稻和夫創辦的京都獎(Kyoto Prize)等等,這些由富人成立的獎項固然重視科學,同時也不會將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文科」拒諸門外,唯獨邵逸夫獎只設三個科學獎,根本不理會文學藝術,傾斜若此,全球大概只此一家,除了說那是「香港特色」,再無話可說了。

這世界本來就不缺為科學而設的獎項,當然也不缺專為文學藝術而設的獎項,只是想說,數學、天文學、生命科學及醫學的獎項早已有之,並非邵逸夫獎獨創——比如數學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奈望林納獎(Nevanlinna Prize)、阿貝獎(Abel Prize)、醫學及生命科學的埃爾利希及達姆施泰特獎(Paul Ehrlich and Ludwig Darmstaedter Prize)、天文學及航天科學的蘇梅克近地天體獎(Gene Shoemaker NEO Grant)、安薩里X大獎(Ansari X Prize)等等,那麼,邵逸夫獎只是一如其他單項科學獎那樣,填補了保守的諾貝爾獎未能跟上世界新形勢的缺項,但顯然並不是楊振寧所說的「東方的諾貝爾獎」。

京都獎與沃爾夫獎:尊重藝術

如果真有「東方的諾貝爾獎」,也許,涵蓋了尖端科技、基礎科學、思想和藝術等三大領域的京都獎,或者,設有農業、化學、物理、數學、醫學和藝術六個獎項的沃爾夫獎,才庶幾近之。如此說來,邵逸夫獎並不是沒有意義,但意義只限於對卓有成就的科學家錦上添花,對文史、哲學、思想和藝術不屑一顧,在學術意義上無疑是缺少了重要的板塊,如何能與京都獎和沃爾夫獎相提並論?思想和藝術獎為京都獎大大增值——德國哲學家哈巴馬斯(Juergen Habermas)和時裝設計師三宅一生曾是得獎者;至於沃爾夫獎就更不用說了,國際知名音樂家如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畫家如夏加爾(Marc Chagall)、雕塑家如布魯斯紐曼(Bruce Nauman)及建築師如厄斯金(Ralph Erskine)俱以獲頒藝術獎為榮。

說到輕視甚或無視文化藝術,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無疑也極具「香港特色」,計劃雖以藝術為名,但拖了九年,還說不清所謂的「文化」和「藝術」是什麼東西,在計劃中有什麼角色和位置,似乎一直都被理解為地產項目的附帶條件吧。不要說蓋新的,舊有的老建築物如景賢里,民間說要拯救也說了三年,可三年來政府還是「積極不干預」,直至日前被發現有屋簷瓦片被移去,滿地破磚敗瓦,有關部門才如夢初醒,或卸責,或做些門面工夫,那麽,說真的,誰敢奢望這樣的政府對「文化藝術」會有任何意義上的關懷?

地產發展商對「西九」當然極興趣,其著眼點當然也不在於「文化藝術」。「在商言商」原是無可厚非,可他們近年好像對文學、藝術、文化忽然關心:搞讀書會和徵文比賽、辦免費讀書雜誌,贊助畫展等等,真是有心了。要是地產發展商也像邵逸夫、普立茲、沃爾夫、盛稻和夫那樣,撥出部分財富成立基金,無論為文化藝術抑或科學做點事,也未嘗不是好事一樁,如果只是階段性、策略性的臨時措施,聰明處便路人皆見了。這倒教我想起國內近年討論得興高采烈的「文化地產」。

「文化地產」:各自表述

「文化地產」到底是什麼?還真是一如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各自表述,好像誰都只說不聽,是留聲機,不是電話。文化人所說的「文化地產」,至少包括了地脈文化、建築文化和社區文化三大範疇。地產發展商認為沒那麼複雜,城市文化的90%是建築,90%的建築是通過地產造就的,所以把房子蓋好,就是抓住了地產文化,亦即完成了城市文化。

清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周榕是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碩士,他在一個建築論壇上力數地產發展商四宗罪:其一是價值觀上崇尚拜金主義、其二是宣揚享樂主義的生活觀、其三是將社會分化對立推到極致,其四是崇洋媚外、追求復古,對時代文化缺乏自信。

地產發展商潘石屹回應:房地產營銷手段也是為了迎合客戶的需求,也不是所有的地產商都是拜金的吧;至於追求享樂主義等思想是一個普遍問題,服裝和汽車的廣告難道沒有追求享樂主義的成分?

那就想:要是在「西九」上馬之前,本港的地產發展商也願意跟文化人來一場對話就已經很不錯了,問題可能是:要是早就吃了人家茶禮(例如余秋雨那樣,身為深圳市文化顧問,在深圳發表演說:深圳經過20多年的發展,公民集體的文化意識和城市文化品位已經達到一定高度,可以說,深圳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具文化競爭力的城市之一……云云),我們的文化人還能不能像周榕那樣兇猛?不是說周榕罵得一定有理,只是說,是不是應該說清楚文化是什麼,才有討論「文化地產」的基礎?

文學瞎子與文藝閹人

也許沒有人會愚蠢到只要文化藝術,不要地產,但有太多人傾向於只要地產,不一定需要文化藝術;或者,只要局部的文化藝術,而索性將反映一個社會文化底蘊的文學(及文學館)排擠於「西九」藍圖,甚或以為圖書館、大學文學資料庫就已具備了文學館的全部功能——我們的社會患了嚴重的文學盲流感,此所以滿街都是摸象的瞎子,摸了一下文學的象耳、象腿、象肚、象鼻……就振振有詞地為文學下了不三不四的定義。

我們也許長久習慣了「邵逸夫獎」思維或「西九」思維,重科研而漠視文化藝術,或重地產而讓文化藝術淪為聊備一格的點綴,甚或以為那是理所當然,我們的思維總是習慣了「寧要這些、不要那些」,而不是兼容互補,因而不懂得用兩條腿走路,走路的時候總是習慣了一扶一拐,以為那就是正常。自我禁錮於長期的傾斜思維而不自覺,就會形成傾斜的社會風氣而不自拔,殊不知那是人文精神的長期自我閹割,此所以滿街都是奢言文化藝術的閹人,還振振有詞地將閹患思維當作唯一的真理。

勿讓香港文學「流離失所」

此外,只有劃地為牢的人才會將文學及其概念囚禁於這樣或那樣的密室,才不肯正視和承認一切創意都源於文學。只要開放胸襟,擴闊視野,文學其實無處不在,廣告和演講有文學成分,政治與外交何嘗沒有文學的養分?文學可以是無用之用,因為文學教導世人是非分明,有愛有恨,獨立思考,絕不隨波逐流;文學也可以學以致用,因為文學是修養,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不學詩,無以言」,不懂運用文學技巧,恐怕連說話也說不清楚。

香港之有文學是毋庸置疑的事實,若問文學為什麼要有館,猶如問人為什麼要有家。文學館不是文學到處寄居的旅館,而是一個社會的文學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園,文學館不是一般意義的博物館,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它具有一個歷史使命,必須弘揚、傳承、維護、探究、溝通、展示、翻譯和交流一切有形及無形的文學遺產及其相關歷史,它必須面向公眾,向公眾全面開效,以達致教化、研究及市民共享之目的。

故此,文學館不僅僅是文學的圖書館、文物館、資料館、展覧館、收藏館,而是一所包納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繆思館」(museum)——市民大概不宜望文生義,簡易地將它譯為「博物館」,「繆思館」其實是一切「繆思」(muse)的屬地(um者,場域也),是收納與孕育一切人文底蘊的場所。香港有文學而無館,有人粗淺地以「架藏疊屋」為由,任文學散落於圖書館、大學資料館,那是將局部誤為全部,那是將文學錯置於寄居之所,也是對文學視而不見,導致文學「流離失所」(out of place),香港文學局部地寄居於不同旅館久矣,香港「繆思」的命根也散失久矣,民間的聲音再壓抑不住了:請還香港文學一個家,還香港人文底蘊一個真相——香港需要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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