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二樓書房兩極生存之道



在上一代文化人的集體回憶中,馬國明的曙光書店佔有傳播新思維的獨特地位,也令二樓書店和評論界crossover,開闢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一條路。曙光結業了,卻有好些挑戰宿命的新一代學人,投身這獨特的「二樓評論業」。阿麥書房老闆的精神拍檔鄧正健和投放個人積蓄創立序言書室的李達寧,一人半途出家、一人由哲學系走出去,一人揚棄理論、一人不滿學院理論層面不足,都正在期待後曙光時代的曙光。

答:鄧正健(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及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碩士生)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李祖喬@Roundtable)



「不想讓人覺得扮嘢」

在文化評論界,由《明報星期日生活》到《藝訊》、由戲劇場刊到書評通訊,鄧正健的文章無處不在。這為小本經營的阿麥書房打造了獨特品牌,也為二樓書店拓展虛擬版圖創立了基準,儘管行內人都知道,他的薪金比《明報》稿費更象徵式。持有上述背景的人,也許被期待為從小到大醉心文化文學文心雕龍的文藝青年。鄧正健卻是半途出家:用他的話,是大學畢業後,才找到自己。

工程本科生半途出家

「我中學時讀理工科,大學主修工程,畢業後做過電腦工作。我想,許多在香港成長、讀書、讀大學的青年,都有一種狀態,就算畢了業、出來工作,其實也不知自己想做什麼,和在做什麼。」於是,他在找,逐漸想到把自己的業餘興趣變成專業,而這蛻變的過程,經歷了一般人難以承受的掙扎。「我知道自己喜歡文學和戲劇,但也知道這是不能搵食的。自己不是很有天分,除了看戲時,能看得出一些人做得好和不好,於是,便開始寫劇評。」他的劇評不久闖出名堂,於是他放棄了職業,到中大讀文化研究碩士,「做個超齡學生」,同時繼續為阿麥半義務工作。他的同學說,鄧正健剛入讀時,完全是文化研究的門外漢, 「連Foucault 是誰也不知道」,但今天他的藝評洗盡鉛華,沒有同門敢把他當外行。

與此同時,也沒有阿麥常客不知道他是老闆背後的男人。

介紹王貽興不是妥協

「8 年前認識James(阿麥老闆莊國棟),當時他自資搞一本雜誌叫《牆/場外音》,像小報,幾頁的。我投稿登了,便認識了。」這段緣分,令阿麥開店時,曾考慮跟他當合資伙伴,「但我做僱員會比較好,因為他自己擁有一家公司,工作上比較順暢,不用向股東交代,否則意見矛盾時怎算?」於是,他們成了「精神合資伙伴」,「商業上我是白癡,不懂做生意;在搞活動和選書的方向和綱領上,我提供一些advice」。阿麥作為香港最成功的二樓書店品牌,不是以書種或書量取勝,而是以擁有鄧正健這「文化經理及評論員」取勝:「在書店賣書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事,而是需要對書和社會文化有基本認識,或有出版經驗。其他二樓書店,例如樂文,是比較綜合型的,只是作為一個場去賣書。我們不是整個場來賣──很多書也沒有。我是為讀者和社會找一些我們覺得有價值的書,然後再用書店空間和其他形式,例如評論和活動,去告訴人家它們好、為什麼好。」以商業倫理而言,這方程式不符合成本效益,沒有大量生產、大量複製的可能。老闆遇上鄧正健這樣的人,也可遇不可求。當然,他的選書標準,也曾受質疑:「有些客,覺得王貽興現在太主流了,他的書像明星書,放出來,跟書店風格不一樣。但王貽興未入無綫前,拿了香港文學雙年獎,水準有一定保證,那時我們已有他的書賣。有人覺得我們是妥協,但我覺得不是。」然而,對一些同樣拿過文學獎的流行作家,阿麥卻鮮有陳列他們的書:「不是獎的問題……他們不用我介紹了。這確是很主觀的,畢竟我們不像大書店,需要平衡所有利益。想賣就想賣。」對此,他有自信:「我們的書,大書店也不一定沒有,但你卻不能看見。」鄧正健的選書,無疑為不少人省下逛大書局的時間,也令會員感覺親切。例如我曾在那裏買一本關於半島電視台的書,老闆會說「其實入貨時就是為了你」一類話。有趣的是,鄧正健掌握了文化人口味,卻和那些滿口理論的評論員大相逕庭,對理論頗反感。「有一段時間,你會以為理論很重要,以為可以解決世上很多問題。但最後會發現,理論只是理論,只能幫你思考和看事,最終解決問題,必須放開理論。跟你說的出世入世一樣:也許理論家在製作理論的時候,處於很入世的思維,但到二手去讀,一定是在出世的狀態、抽空地讀。讀書一定要由生活和身邊的事開始,理論只是邊際的、學術的遊戲。」畢竟不是本科出身,批評起理論,也沒有忌諱: 「讀這麼多理論,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滿足學院要求。

你要寫論文、要畢業,教授要求你有足夠理論基礎back up 你的arguments,但其實沒有理論,也完全成立。」對去理論化的頓悟,可說是他寫評論文章的轉捩點:「我最初寫評論也用很多理論,但出來效果很硬,結果就是人家看不明,覺得扮嘢。在公共空間評論,其實不容許這樣抽空,否則只呈現了認識的理論,解決不了問題。」結果,他的新作什麼理論也不用,造成了小圈子內的轟動。

怕有了偶像失去自己

他的路,綜合而言,就是「在學院外、即是在民間研究和評論」。在哪裏,他隨遇而安,「除非真的很有理念去做一件大事,例如搞一家公司、一個團體,但我個人性格不太喜歡做這些事,所以就會有依附性,依附不同建制或組織,例如書店或學院」。定義上,總是公共知識分子吧,但他認為自己不夠公共:「Public 要心態上介入,但相對很多人,我不夠介入。而且public 需要在社會上有影響力,我覺得自己沒有。可能社會上有小部分年輕一輩注意到我,但我想不是大數目。我對公共活動支持,但不會站在最前。我有少許 social phobia 的。」說到底,從他的選書可見,他不是要「很公共」地生活: 「太public 的代價,就是不能深入做這些事。要即時反應,知識就沒有空間沉澱和蘊藏。媒體的討論很多時水過鴨背,你說幾句,我說幾句便收工,然後又等其他議題。」說到這骨節問題,他的追求逐漸顯現: 「我沒有偶像的,怕跟了一些role models,很容易失去自己,失去找到獨特方向的機會。」追求的不是publicity, 而是uniqueness,明白了。

後記

男主角.李香蘭

說來,鄧正健是我的師兄。他自言「有少許social phobia」,我卻記得中學時,他曾得到學界戲劇節最佳男主角獎,飾演乞丐,劇目叫《偷天奇乞》。據他的多年好友吳瀚馳所言,鄧正健不愛炫耀,但多才多藝,學了數個月鋼琴就能彈奏紅遍青春期的《夢中的婚禮》,埋頭苦讀數個月就成了觀星專家,唱K 飲歌是《李香蘭》——這是我們這代人的集體回憶難度歌,我也曾在中學比賽為唱這歌的同學伴奏。鄧正健在青年評論界已佔一席位,因為他演活了卡片上獨一無二的頭銜: 「書店文化經理及評論員」。這難度,就像在文化界唱《李香蘭》。他唱到了, 「卻像有無數說話/可惜我聽不懂/啊」。



答:李達寧(序言書室店長,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現正修讀社會學碩士)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李祖喬@Roundtable)




理論支撐商業運作

序言書室成立不夠兩年,無論是選書方向、經營方式還是評售合一的作風,都明顯以阿麥書房為藍本。店長李達寧(Daniel)作為後來者,似乎希望成為旺角阿麥。他偶然也為報刊寫書評,和鄧正健都自言兩店沒有競爭關係,反而在商討合作空間。然而,合作歸合作,在這個細小市場,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品牌。無論序言和阿麥之間的雷同有多大或多小,年齡相近的Daniel 和鄧正健對書店的依附,起碼就大有分別:後者是收取薄酬的員工,前者卻是投資數十萬創業的老闆。

「說有個傻子拿數十萬出來燒錢搞書店,對報紙而言是更有趣的角度,但我當然不想我的賣點就是這樣」。但Daniel 畢竟不像鄧正健,可以專注採購和評論,他還得扭盡六壬經營下去,儘管做生意也不是他所長:「我曾想過很瘋狂的idea,例如像教徒那樣組織年輕人,對他們洗腦,派他們上街,問人知道什麼是文化嗎,然後打開《共產主義宣言》,跟群眾一起讀這句『共產黨的幽靈』……我曾想過,這真的可能work」。這類半開玩笑的話,原來不可能出自搞書店前的Daniel 口中;要是這真成事,就成了好戲量學術版。在旺角那環境,他常遇到啼笑皆非的事:「最多人上來找教科書。試過有客人走上來,找經濟方面的書,我讓他看全球化的書類,他說中國入世了,應該介紹多點投資的書給人客才是,很關心我們,哈哈。」

相信理論可以改變事情

哲學出身的Daniel,也和強調去理論化的鄧正健相反:他投訴的反而是學院理論不夠紮實,過分強調實用。「鄧正健跟我最不同的是他文學性強很多,我理論性強很多。鄧正健覺得理論是理論,處理一些事以外就沒法子了。但我覺得不是的,我可能老派一點,相信理論真的可以改變一些事。」他說的理論,不是量化的,而是抽象的:「例如現在說經濟環境,背後是社會、經濟結構、人跟社會之間的關係、政府是角色,你會有一套想法,然後說些東西出來。理論advocate 的東西都不同,你不能只看數字。數字就這樣,不入市救美國的汽車,就有幾百萬人失業,但接着如何?只有理論可回答。」因此,序言「鎮店之寶」都是理論書,特別是英文理論書。這也是和阿麥品牌的分別: 「有些作者,我們知道他們很好賣,比如Baumann 和Terry Eagleton 的文化理論。問題是它們很快有中文版,英文版便賣得慢很多。」Daniel 認為從前讀哲學的理論不夠應用,於是改讀社會學碩士,但原來讀兩年的MPhil,卻變成毋須寫論文的MA:「一個好的答案,是我為了書店所以不寫論文。真實答案,算吧,藉口總可以找到。」真實答案,其實也不是秘密:「讀得不大愉快。我希望讀比較介入社會的理論,但他們其實不講理論。他們的理論,是做socialresearch,找correlation,一個升一個下降。那不算理論框架,也不是對社會或世界的conception,只是找出social pattern。」最終要找哪門學科,他自言,還不知道。

堅拒賣為賣錢而賣的書

「理論人運作商業是有內在矛盾的,但我知道有些東西不會妥協。例如某些流行書籍一定賣錢,包括樂文田園,都要靠這些賣錢,但我們都不賣,商業上已不make sense。坦白說,很暢銷的書,如非有特別理由,我們會避開。」難怪,他說Terry Eagleton 「很好賣」。他一直希望能以萬多元月薪長期聘請固定員工,但當阿麥招聘廣告聘請的全職店務助理只有月薪7000 元,同行難免認定序言不務實。說這些,Daniel 開始激動: 「難道他們只值7000 元?」接觸Daniel,是因為序言成立前,已不斷和Roundtable 合辦活動,儘管不是我在前線接洽。近來,我們深化了合作方向,序言進入到Roundtable 營運網絡。一直感覺他和他的伙伴,沒有傳說中哲學人那麼難合作。他們在枝節問題有大量堅持,但Daniel 有和一般二樓書店不同的方向:「我希望什麼立場的書也可以在這裏出現。最近很多左派組織在這裏搞講座,因此我們也想找些右派出現。書店需要很大的開放性,如果只容許左派上來,對社會沒有太大幫助。」然而客觀事實是,對二樓書店鍾情的一群,往往有先天傾向,結果正如Daniel 所言,愈經營、愈面向小圈子,對此他認為不能接受。結果,他作為意識形態也有傾向性的人,要面對更多同道中人對他賣的書能否堅持理想的監督。相反,阿麥走「去理論路線」,沒有這包袱。

盼當學院和民間的橋樑

勞心勞力,經營還是遠比阿麥困難,Daniel 自然有理念要借着序言推行。這正是他常抱怨沒有人理會的內容:「我覺得學術世界在香港公共討論中,沒有太多資源提供出來,民間與學術有點斷裂。所謂推廣,就是做bridge,連結兩者,所以我們找些親民學者來推介書和主持講座,令更多人接觸學術及文化的討論。學術工作不應離開社會,如果兩者無關,我覺得比較無謂。」他對純學術研究沒有多少好感:「博士?短期內不會吧。梁文道也不是,所以就不是。哈,講笑。總之原則是,學位只是enable 我去acquire 一些事的工具,我不是那種為了嚴肅學術研究而讀博士的人。」當學院和民間的知識橋樑,和鄧正健倒不謀而合。但Daniel 有明確樣辦:「我是有role model 的,例如梁文道。其實誰是公共知識分子這問題,答案在外國比較明確,因為在香港,離開學院,你便不能說自己是知識分子。但歐洲那些專業寫劇評的人、美國的 Susan Sontag,又或政界的博士,都被當作學者看待。在香港,他們卻沒有生存空間。何况知識分子這個字在華文語境好壞參半,甚至可說是差的標籤。」換句話說,假如能做到橋樑,他就承認自己是公共知識分子了。

但假如這道橋樑最終失衡,又如何?Daniel 不像鄧正健,他用真金白銀投資,而且是一般人眼中極愚蠢的投資: 「我不覺得死了就是浪漫。曾經認識有人用200 萬開一家書店,燒完,就說香港實在是個不適合文化的地方,這不是我。如果失敗,我只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開書店,不是為了死的。」

後記

一人一件傻事

其實,我和一些朋友也想過搞書店。心態上,當然不當是投資,而是當作每月回饋,反正這是同時承擔數份工作的動力。

然後,無論是阿麥還是序言都努力勸阻,並以自己的艱苦經驗為鑑,那確實太有說服力。所以,才有了和序言進一步合作的方向。坐在訪問地點Roundtable Café,Daniel 說: 「一生人做一件傻事就夠了。所以你毋須搞書店,我也毋須搞Café。」

文章來源:http://ol.mingpao.com/cfm/style5.cfm?File=20081214/sta13/vzf1h.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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