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為何懼怕小眾？ ——反綜援與反同志平權的情感政治
小眾
自由黨去年底的一項針對領取失業綜援人士的電話調查，訪問了1200名市民。在回答「請問你認為香港濫用綜援的情况是否嚴重？」這問題時，近四成受訪者（37.8%）選擇「十分嚴重」，另三成多選擇「嚴重」。然而，根據社會福利署發布的統計數字，截至2012年11月，本地的綜援個案共27萬宗，當中只有不足一成（9%）領取失業綜援，絕大部分的領取者是基於年老和健康等原因（註一）；而自由黨的報告也指出，失業綜援開支只佔整體綜援開支的8%（註二）。如果「濫用」是指涉嫌欺詐，過去10年每年被檢舉並被判刑的個案，最多也不超過300宗，佔綜援個案總數不足0.1%（註三）；倘「濫用」是自由黨所指的失業者企圖迴避「自力更生」，那麼就算所有領取失業綜援的人，真的都不願意重投就業市場（這自然並非實况），也僅是佔幾個百分點的案例。0.1%或幾個百分點，顯然難以支撐濫用綜援情况嚴重的指控，更遑論情况「十分嚴重」。在沒有足夠實證基礎支持下，我們如何理解，竟仍有七成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濫用綜援的情况嚴重？暫且撇開問卷的設計和調查方法的可能局限，這種缺乏客觀證據支持的主觀意見，反映的恐怕並非是綜援戶的問題，而是「大眾」（或持主流中產價值觀者）對「小眾」（綜援戶）的懼怕和焦慮的情緒。
今年初，反對立法禁止歧視同性戀的教會高調地組織集會。據主辦單位宣稱，有數萬人參加。反對政府就性傾向歧視立法，甚至不同意啟動諮詢程序的觀點，其推論大致是：諮詢必會導致立法，立法後一定會出現「逆向歧視」，而且同志運動到時將會得寸進尺，要求同性婚姻甚至領養兒女，最終將導致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破裂甚至消失。然而，這種「邏輯推論」，也並非建立於可靠的實證基礎。已採用各種形式的立法禁止歧視同性戀，甚至接納同性婚姻多年的歐美地方，一夫一妻制仍然是家庭的主流模式，而所謂「逆向歧視」的案例，也只是鳳毛麟角。換句話說，擔心同志平權變為「小眾霸權」所根據的，依然並非是實證理性，而同樣是一種懼怕「小眾」（同性戀者）的焦慮情感。
懼怕小眾的文化政治
人類學者阿柏杜華宜（Arjun Appadurai）提出了一個很有趣且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社會上人口較眾、經濟文化資源較多、社會政治力量較強的「大眾」（majority），往往會害怕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在人口數目及文化、經濟、政治實力上處於邊緣弱勢的「小眾」（majority）的威脅，甚至想除之而後快？他認為，「大眾」的焦慮，除了是擔心原來擁有的權利和權力受到削弱和挑戰外，更重要的，還基於一種對「純潔」（purity）、整全（wholeness）的偏執追求。循這思路，「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主要並不在於其人數的多寡，因為只要有一位「並不純潔無瑕」的「小眾」的存在，對把自身想像為單一、整全、純潔的「大眾」族群來說，往往已足夠彰顯出他們所厭惡的不完整、不純潔的現實，就像在門高狗大的豪宅社區內，住了一位流浪漢一樣。
「小眾」的存在，彰顯着「大眾」社群其實是不完整、不純潔的，大眾深感厭惡和痛恨，因而往往會透過各式運動，嘗試突顯並誇大「小眾」的威脅，例如指出「小眾」已懂得把保護少數社群權利的法律或民主程序，轉化為一種永久的文化及政治權利；更甚的是宣稱倘任由「小眾」存在坐大，最終「大眾」將為「小眾」滅絕。另一位學者Sara Ahmed則指出，這種挑動「大眾」恐懼和焦慮的策略，往往會透過建構出一個正受到威脅的主體（「大眾」），宣稱他們將不僅失去工作、安全和財富，甚至會被「小眾」取而代之，而「大眾」所採取的具體手段，是不斷生產煽動厭恨「小眾」情緒的論述、語詞。例如，不斷重複「綜援養懶人」，或把同性戀扣連肛交等說法，在香港當代的語境中，這些說法容易與毫無貢獻、社會負擔、變態不潔、破壞家庭等負面意思聯繫。
阿柏杜華宜用的是德國納粹、盧旺達、科索沃等對少數種裔的種族清洗，以及印度社會中的伊斯蘭教徒的例子，嘗試說明他的觀點。在當代的香港社會，文首所提及的反綜援和反同志平權立法，潛藏的恐怕也正是類似的「懼怕小眾」的邏輯。
這是誰的問題？
阿柏杜華宜以印度教徒為例，指出「大眾」其實並不一定人數眾多，很多時只是少數特權精英的語言偽術，嘗試透過放大「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以達至對其有利的政治目的。不過，在當代香港這個被主流中產價值宰制的社會，這種認為「小眾」最終會取「大眾」而代之的恐懼，在嘩眾取寵的大眾媒體中得到滋潤。因此，真正害怕綜援戶會令所有港人變懶或從此再沒有人願意繼續工作者，大概只佔少數；擔心同性戀婚姻將消滅所有異性戀家庭的人，也或許並不太多。然而，基於現實生活中的不盡人意，對前景及自身的能力又失卻信心，受這種訴諸主流中產價值對不純潔、不整全的懼怕所觸動，從而遷怒於綜援戶和同性戀等「小眾」的，恐怕為數仍然不少。
有關綜援（或扶貧）流行的論述，指向的往往是如何幫忙綜援者「自力更生」；而有關性小眾的流行論述，焦點則經常置放於如何協助他們「重建自尊」。然而，真正有問題的，往往並不是這些無辜的「小眾」，而是對現實上沒有什麼威脅的「小眾」存在莫名恐懼的「大眾」。阿柏杜華宜的有關「懼怕小眾」的分析，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恐同、恐窮、恐少數族裔等「大眾」焦慮，很可能只是香港帶點自戀或潔癖的中產價值觀，在無力面對風險社會這類新的社會環境時，自身衍生的問題。
換句話說，現實中真正需要幫忙或協助的，是「懼怕小眾」的「大眾」。他們真正驚懼的是什麼？是為數極少的濫用綜援個案、鳳毛麟角的「逆向歧視」和在全球範圍內微不足道的同性戀婚姻？還是對現實生活不滿，害怕失去一直享有的特權和資源，以至幻想中的完整、純潔，結果只能透過誇大他人之「惡」來掩飾自身缺乏的「善」？為什麼懼怕？真的是基於「小眾」的「可怖」實力和威脅？還是僅僅是由於自身對完整和純潔追求的偏執？把焦點放在綜援戶的「自力更生」或性小眾的「重建自尊」，能解決「大眾」或主流的中產價值觀自身衍生的問題嗎？還是應該不再迴避自身的恐懼和焦慮的情感，開放地接受社會（包括各式「小眾」）的協助，讓「大眾」能排除這些並非建基於實證理性的「懼怕小眾」焦慮，肯定及直面不那麼純潔的現實，努力地改變造成「大眾」和「小眾」都共同面對的居住、教育、工作、醫療等問題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
註一：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tatistics
註二：http://www.liberal.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21&mid=49&lang=tc
註三：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reportings
■參考資料
Ahmed, Sara (2009): “The Organization of Hate,"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51-266.
Appadurai, Arjun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5-250.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評台fb：www.facebook.com/pento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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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去年底的一項針對領取失業綜援人士的電話調查，訪問了1200名市民。在回答「請問你認為香港濫用綜援的情况是否嚴重？」這問題時，近四成受訪者（37.8%）選擇「十分嚴重」，另三成多選擇「嚴重」。然而，根據社會福利署發布的統計數字，截至2012年11月，本地的綜援個案共27萬宗，當中只有不足一成（9%）領取失業綜援，絕大部分的領取者是基於年老和健康等原因（註一）；而自由黨的報告也指出，失業綜援開支只佔整體綜援開支的8%（註二）。如果「濫用」是指涉嫌欺詐，過去10年每年被檢舉並被判刑的個案，最多也不超過300宗，佔綜援個案總數不足0.1%（註三）；倘「濫用」是自由黨所指的失業者企圖迴避「自力更生」，那麼就算所有領取失業綜援的人，真的都不願意重投就業市場（這自然並非實况），也僅是佔幾個百分點的案例。0.1%或幾個百分點，顯然難以支撐濫用綜援情况嚴重的指控，更遑論情况「十分嚴重」。在沒有足夠實證基礎支持下，我們如何理解，竟仍有七成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濫用綜援的情况嚴重？暫且撇開問卷的設計和調查方法的可能局限，這種缺乏客觀證據支持的主觀意見，反映的恐怕並非是綜援戶的問題，而是「大眾」（或持主流中產價值觀者）對「小眾」（綜援戶）的懼怕和焦慮的情緒。
今年初，反對立法禁止歧視同性戀的教會高調地組織集會。據主辦單位宣稱，有數萬人參加。反對政府就性傾向歧視立法，甚至不同意啟動諮詢程序的觀點，其推論大致是：諮詢必會導致立法，立法後一定會出現「逆向歧視」，而且同志運動到時將會得寸進尺，要求同性婚姻甚至領養兒女，最終將導致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破裂甚至消失。然而，這種「邏輯推論」，也並非建立於可靠的實證基礎。已採用各種形式的立法禁止歧視同性戀，甚至接納同性婚姻多年的歐美地方，一夫一妻制仍然是家庭的主流模式，而所謂「逆向歧視」的案例，也只是鳳毛麟角。換句話說，擔心同志平權變為「小眾霸權」所根據的，依然並非是實證理性，而同樣是一種懼怕「小眾」（同性戀者）的焦慮情感。
懼怕小眾的文化政治
人類學者阿柏杜華宜（Arjun Appadurai）提出了一個很有趣且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社會上人口較眾、經濟文化資源較多、社會政治力量較強的「大眾」（majority），往往會害怕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在人口數目及文化、經濟、政治實力上處於邊緣弱勢的「小眾」（majority）的威脅，甚至想除之而後快？他認為，「大眾」的焦慮，除了是擔心原來擁有的權利和權力受到削弱和挑戰外，更重要的，還基於一種對「純潔」（purity）、整全（wholeness）的偏執追求。循這思路，「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主要並不在於其人數的多寡，因為只要有一位「並不純潔無瑕」的「小眾」的存在，對把自身想像為單一、整全、純潔的「大眾」族群來說，往往已足夠彰顯出他們所厭惡的不完整、不純潔的現實，就像在門高狗大的豪宅社區內，住了一位流浪漢一樣。
「小眾」的存在，彰顯着「大眾」社群其實是不完整、不純潔的，大眾深感厭惡和痛恨，因而往往會透過各式運動，嘗試突顯並誇大「小眾」的威脅，例如指出「小眾」已懂得把保護少數社群權利的法律或民主程序，轉化為一種永久的文化及政治權利；更甚的是宣稱倘任由「小眾」存在坐大，最終「大眾」將為「小眾」滅絕。另一位學者Sara Ahmed則指出，這種挑動「大眾」恐懼和焦慮的策略，往往會透過建構出一個正受到威脅的主體（「大眾」），宣稱他們將不僅失去工作、安全和財富，甚至會被「小眾」取而代之，而「大眾」所採取的具體手段，是不斷生產煽動厭恨「小眾」情緒的論述、語詞。例如，不斷重複「綜援養懶人」，或把同性戀扣連肛交等說法，在香港當代的語境中，這些說法容易與毫無貢獻、社會負擔、變態不潔、破壞家庭等負面意思聯繫。
阿柏杜華宜用的是德國納粹、盧旺達、科索沃等對少數種裔的種族清洗，以及印度社會中的伊斯蘭教徒的例子，嘗試說明他的觀點。在當代的香港社會，文首所提及的反綜援和反同志平權立法，潛藏的恐怕也正是類似的「懼怕小眾」的邏輯。
這是誰的問題？
阿柏杜華宜以印度教徒為例，指出「大眾」其實並不一定人數眾多，很多時只是少數特權精英的語言偽術，嘗試透過放大「小眾」對「大眾」的威脅，以達至對其有利的政治目的。不過，在當代香港這個被主流中產價值宰制的社會，這種認為「小眾」最終會取「大眾」而代之的恐懼，在嘩眾取寵的大眾媒體中得到滋潤。因此，真正害怕綜援戶會令所有港人變懶或從此再沒有人願意繼續工作者，大概只佔少數；擔心同性戀婚姻將消滅所有異性戀家庭的人，也或許並不太多。然而，基於現實生活中的不盡人意，對前景及自身的能力又失卻信心，受這種訴諸主流中產價值對不純潔、不整全的懼怕所觸動，從而遷怒於綜援戶和同性戀等「小眾」的，恐怕為數仍然不少。
有關綜援（或扶貧）流行的論述，指向的往往是如何幫忙綜援者「自力更生」；而有關性小眾的流行論述，焦點則經常置放於如何協助他們「重建自尊」。然而，真正有問題的，往往並不是這些無辜的「小眾」，而是對現實上沒有什麼威脅的「小眾」存在莫名恐懼的「大眾」。阿柏杜華宜的有關「懼怕小眾」的分析，讓我們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恐同、恐窮、恐少數族裔等「大眾」焦慮，很可能只是香港帶點自戀或潔癖的中產價值觀，在無力面對風險社會這類新的社會環境時，自身衍生的問題。
換句話說，現實中真正需要幫忙或協助的，是「懼怕小眾」的「大眾」。他們真正驚懼的是什麼？是為數極少的濫用綜援個案、鳳毛麟角的「逆向歧視」和在全球範圍內微不足道的同性戀婚姻？還是對現實生活不滿，害怕失去一直享有的特權和資源，以至幻想中的完整、純潔，結果只能透過誇大他人之「惡」來掩飾自身缺乏的「善」？為什麼懼怕？真的是基於「小眾」的「可怖」實力和威脅？還是僅僅是由於自身對完整和純潔追求的偏執？把焦點放在綜援戶的「自力更生」或性小眾的「重建自尊」，能解決「大眾」或主流的中產價值觀自身衍生的問題嗎？還是應該不再迴避自身的恐懼和焦慮的情感，開放地接受社會（包括各式「小眾」）的協助，讓「大眾」能排除這些並非建基於實證理性的「懼怕小眾」焦慮，肯定及直面不那麼純潔的現實，努力地改變造成「大眾」和「小眾」都共同面對的居住、教育、工作、醫療等問題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
註一：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statistics
註二：http://www.liberal.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21&mid=49&lang=tc
註三：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reportings
■參考資料
Ahmed, Sara (2009): “The Organization of Hate,"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51-266.
Appadurai, Arjun (2009): “Fear of Small Numbers," in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5-250.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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