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寫殘疾資歷中獲得主體感
李學會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
從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進入制定日程伊始，就註定在殘障領域產生推動範式轉換的浪潮。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之後的幾年裡，各個國家通過批准、納入國內法律體系等方法，把CRPD的理念予以確認。幾年來，CRPD已經在這種擴散中獲得了在地的實踐。而張馨儀主編的《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則是對CRPD的抽象理念結合香港的處境以及個人的遭遇進行小心翼翼的反思。這個文集，充滿米爾斯所講的「社會學的想像力」。與多數呈現殘疾的文學作品不同，這個文集的正體內容不是基於對精神障礙者的「窺察」，精神障礙者即是作者，即是殘疾資歷的「書寫者」。在我看來，這種複雜的實踐，是掌握了「病悉感」之後的表達，是經歷了「疾病化」之後的審視，是獲得「主體感」的艱難嘗試。
殘疾是一種怎樣的資歷
把殘疾視為一種「資歷」，除了具有「語義」上的衝擊外，更是提供了將個人的殘疾經驗與社會環境勾連起來的概念，這也正是這個文集的想像力所在。在這個「個體化」的時代，將個人的問題歸因於心理問題、精神問題，而忽視壓迫性的社會力量，這樣的實踐似乎司空見慣。難得的是，殘疾資歷除了將殘疾放在更深遠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中理解，更需要將個體視為歷史的存在。我們看到，精神障礙者的「歷史」，總是透過或直接或隱蔽的方式影響「現在」。在現代的專家系統中，障礙者被視為各種有待「介入」的「對象」，在醫生面前，他們是「病人」；在社工面前，他們是「案主」（client）；在家庭裡，他們是「被監護人」；在雇主面前，他們是「有歷史污點的人」……
CRPD推動醫療模式向社會模式轉換，然而如果不瞭解被稱為醫療模式的在地樣態，難免會過於樂觀地期待這種轉變在短時間內完成。精神障礙者的書寫，為我們呈現了在精神障礙領域，以「康復」為目標，以「藥物」為手段，以「專業」為合法性的醫療模式是怎樣壓抑了障礙者的自主生活。一般大眾，甚至那些剛剛「成為」精神障礙者，往往對精神障礙者充滿恐懼，而敬而遠之。書寫殘疾資歷，無疑更能夠呈現出障礙的多元與異質性。然而，如何處理個人化的知識與反思的視角之間的張力，也是擺在書寫殘疾資歷者面前的難題。不管怎樣，殘疾資歷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身體以及有關身體的經歷，乃至我們與那些我們認為不同於我們之間的關係。普同化的理解殘疾以及個人化的書寫，已經邁開了第一步。
我們該如何呈現殘疾
從「資歷」的角度敘述個人的歷史，往往恥於開口，或由於擔心受到誤解，或由於缺乏自我認同。作為展示人力資源的「簡歷」中，我們都習慣展示代表能力、獲得認同的「資深經歷」。如何呈現（presentation）殘疾，從來就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與政治、文化等因素交合在一起。殘疾時常成為一個社會議題。文化創作的主體具有什麼樣的殘疾意識？在文化創作中（包括小說、電影、電視劇等等），殘疾人被塑造為什麼樣的形象？這些年，具有殘疾資歷的行動者經常進入大眾傳媒的視野，從中國雨人到漸凍人，從小鄧麗君到盲人高考生。一些嚴肅的權利議題被遮蔽在娛樂至死的輕浮之中，從公益的效果來看，單個的行動或許收穫了足夠的同情、讚譽或者金錢，然而全民狂歡的背後，又何嘗不是殘障主體被消解的寫照？
與其將形象的塑造交由他手，不如由具有資深殘疾資歷的主角來操刀。文集首先在呈現的主體上，掌握了主動權。吊詭的是，呈現殘疾資歷的書寫，都預設著某些潛在的讀者。那些抱持醫療模式的醫生、服務者看到這些文字會有何種感想？會不會成為證明寫作者「正常」的證據？這些文化呈現，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呈現殘疾的「文化生態」。
未竟的嘗試
這個文集雖然集中於香港的精神障礙者，然而這種書寫的意義對於內地而言同樣重要。據2006 年的抽樣調查顯示，在 8 296萬殘疾人中，精神殘疾人614 萬，占7.40%。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總人口數以及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我國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和各類殘疾人占殘疾人總人數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國殘疾人總人數8502萬人，其中精神629萬人。如此龐大的群體還不包括統計在「多重殘疾」類目下的部分。如此龐大的群體，仍然缺乏他們的聲音。在當前的實踐中，社會工作在「社會治理」中被寄予厚望，雖然大陸的社會工作還面臨「不專業」的困境。然而，文集就社會工作的專業化也有所反思。香港的社會工作作為專家系統的一員，也會成為不自覺的「壓迫者」。這讓我們看到，從技術角度的專業，如果沒了權利視角意味著什麼。服務者除了技術，還應該掌握服務使用者的有關知識/經驗/體驗，更意味著視角的轉換與知識的更新。新的精神障礙政策實踐該往哪個方向走，當然沒有簡單的答案。如何處理好障礙者的權益以及公共衛生政策之間的關係，多元化殘疾經歷的理解到底意味著什麼，都有待于開拓，好在這種溫和的書寫方式已經嘗試架起理解的橋樑。
紙本書於書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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