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援交」: 淺閱讀與深閱讀 / 邵家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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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援交」: 淺閱讀與深閱讀
邵家臻   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



引言:少女援交是problem還是question?

於公眾而言,少女援交不是現象,是公認的問題──它涉及一連串的問題,例如破壞社會道德、破壞家庭和諧、貶低女性的地位、物化身體價值、散播性 病、鼓勵非法勾當、欺凌青春少艾。此等問題,當然要除之而後快。問題是,在這個動輒將現象問題化的年代,甚麼才是「問題」?中文裡說的『問題』,在英文裡 有兩個不同的字,一個是,problem一個是question。(楊照,2004)分辨這兩種問題,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是,problem卻渴求「解 決」,而question呼喚「了解」。一個question引伸另一個question,一連串questions帶出另一串questions,而 questions不斷累積,直至我們對現象有更深邃的了解。那麽,刻下對少女援交現象的關注,究竟是problem還是question?在汲汲於解決 之時,對於現象的閱讀又有幾深?

眾所周知,援助交際(Enzokousai)本是個日本社會創造出來的新詞彙,它早期又稱為「收費拍拖」、「收費約會」、「女友租貸」,後來因為 日文漢字的字面解釋有此意涵,便索性直接使用這個名詞。要對援助交際有所了解,不能不讀《援助交際—中學女生放學後的危機遊戲》,它不單是第一本有關此題 目的專書,而且作者黑沼克史以本身是記者的專業銳角,有系統地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詳細描述日本女學生參與援助交際的各種形態:

「援助交際是指15至18歲的女學生被成年男子搭訕,而日本中年男性因為迷戀著中學制服的美少女和處女的情節,不僅渴求少女的初夜,甚至願意高價 購買女孩穿過沒有洗淨、流著汗香污漬的制服、絲襪、內衣褲,甚至唾液、尿液和糞便。而日本的援交高中女生則認為「如果要交往的話就給零用錢」、「因為我跟 你交往,所以請給我一些援助」。她們認為,那些輕鬆平常甚至厭惡無用的衣物,轉手就可以賣到幾百萬日圓,何樂而不為呢!或是每個月都由成年男子提供金錢援 助,女學生就陪伴成年男子聊天、出遊或是進行性交易等。日本的援交高中女生透過這些方法而得到一筆為數不少的金錢,本來已經等於賣淫,但是木本女生卻為 「援助交際」這個名詞套上理直氣壯的保護衣,同時為進行援助的雙方減輕彼此的道德罪惡感,甚至認為若能由一個性經驗豐富且世故的中年男子,來完成「破 處」,將當中的痛苦減至最少,既能享受性愛又能獲得高額報酬,這是再化算不過的事。(黑沼克史,1986)」

顯然,在日本援助交際的界定,是指中學女學生以自己的身體、聲音、衣物等個人可以提供的一切事物與服務來換取金錢的行為。這些行為可以是賣穿過的 衣物,可以是陪客人聊天、吃飯、喝酒,也可以是讓客人撫摸身體、幫客人口交、手淫(又稱為射精產業),當然也可以是性交易(李宗憲,2003)。

在台灣,「援助交際」在九十年代後期亦引起廣泛的關注。有研究認為,「援助交際」搭上網絡風潮,在傳播訊息快速的網絡世界中,悄然掀起一般性交易 的熱潮,透過網絡進行援助不僅成為一種新興的媒介,更成為現時時下年輕人標榜以性服務賺取金錢的便利管道。台灣社會對援交的界定較日本精緻,他們以為援助 交際一面是「性交易」的替代詞,另一面是以「網絡作為媒介」(勵響基鈴,2001)、「兼職性的性交易行為」(李宗憲,2003)、以及「在交易中有權拒 絕」(蕭如娟,2002)作為標準。

至於香港,「援助交際」已挑起社會公眾普通的焦慮。它瀰漫在日常的街談巷議之中、酒酣耳熱之際。客途相逢之時,人們的一場無聊搭訕也足使周圍的空 氣變得灼熱。可是,甚麼是香港的「援助交際」?日本的定義和台灣的標準可以直線地移植過來嗎?在汲汲於回應援助交際的同時,我們可曾對「援助交際」認真了 解過?還是我們只是一面倒看到充滿問題邏輯的調查報告和平面化的傳媒報導。例如《香港少女援助交際現象初探》以及2007年10月15日蘋果日報的報導: 「當年輕港女身上無故多了一個個名牌手袋,對身邊朋友忽然出手闊綽,她很可能已成為援助交際的一份子。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援交網站最近數目近年急升,保守 估計有逾2000港女曾接受援交,有15歲援交女短短半年內賺到逾兩萬元,心智未成熟已被人包養做二奶。她們甘心賺皮肉錢,很可能只為了一個名牌袋,又或 者想從嫖客身上找到被關懷的感覺… …該中心主任趙德財表示,大部份援交少女「入行」都因缺乏家人關懷,抱搵快錢心態,有人甚至是為了「搵錢貼男友」,「佢覺得嫖客同男友的分別,係一個用 套,一個唔使用。」調查報告公佈了駭人聽聞的「社會問題」,卻未曾處理「援交是怎樣性質?是道德淪落還是身體革命?是跟賣淫一樣的舊問題還是新議題」等重 要詰問。



香港政府保安局局長在2008年11月16日回應立法會議員李慧琼的文件:「援交,或援助交際是近年出現的用語,慣指少女或在經濟需要的人士透過 公眾訊息平台,參與涉及金錢交易的交際活動,部份涉及賣淫。根據現行法例,賣淫本身並不違法,不過,任何男子如與一名年齡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即屬 違法。此外,《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XII都訂立多項與賣淫有關的罪行,旨在防止有人利用他人賣淫而對其剝削:打擊有組織的賣淫活動,以及減少 色情活動對市民可能造成滋擾。警方一向致力打擊各種形式的非法賣淫活動,尤其是有組織的集團式賣淫活動及涉及未成年少女的賣淫活動,當中亦包括以「援交」 為名的非法賣淫活動。警方並沒有就打擊以「援交」為名的非法賣淫罪行的執法行動備存統計數字;亦沒有特別就賣淫集團是否以「援交」名義進行非法賣淫活動作 出數據分析。然而,警方會繼續積極採取執法行動,打擊非法賣淫活動,並會按情況調整策略,以有效執法。」雖則說沒有任何數據分析,亦沒有為「援交」備存統 計數字,但香港政府的確為「援交少女」提供了不少「問題邏輯」和片斷化資料:

1. 援交只是個新用語、新名義,實質跟賣淫活動無異;
2. 參與援交活動的少女多有經濟需要;
3. 它跟賣淫活動最大不同之處是,她們透過公眾訊息平台,例如是互聯網進行招徠。

不過,最能為少女援交問題升溫的,不可不提香港警方的言論:明報2009年6月1日報導了警方在一次掃蕩援交行動後的「心聲」:「著力調查網上援 交的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五隊總督察鍾志明承認,打擊網上援交活動有困難,最可怕是援交少女的心態已扭曲,她們大多認為援交非賣淫,只是交友,且有權選擇客 人」。另外,援交廣告無孔不入,由過去在色情、性交易討論區張貼,現已入侵到正經的交友、搵工討論區,甚至二手買賣討論區。鍾說:「有人在二手買賣討論區 貼上「出讓女友」帖子,內容則列明年齡、身材、收費及服務,明目張膽。」顯然,警方在補充著一些令人扼腕錘胸的分析:

1. 援交少女的心態已扭曲;
2. 廣告無孔不入,打擊工作難以湊效;
3. 不法之徒目無法紀,幹起非法勾當時還明目張膽。

「少女援交」問題本身的直接感官訴求和廣泛滲透力,正加強了社會關注的急切性。急得只容得下行動、糾正、懲處、監控、懺滅於萌芽狀態。還因為這種急於解決的問題邏輯,令少女援交內蘊的questions一一淹沒。

文化研究多認為,人也好、現象也好,總是以矛盾的方式糾纏在權力的結構內。因此,任何事件的開端,必定不會那麼簡單,至於其述稷,必定不那麼純 淨;其結果,也不會那麼勝負分明。社會現象絕非只綁成一個簡單的繩結,等待我們去解開;權力也不可以化作成任何簡單的結構,輕易作出判斷。換言之,文化研 究視野中的社會現象,總是需要慢慢解拆的:沒有現象可以事先保証,沒有關係可必然附和,也沒有身份認同是與生俱來的。總之,「事情」、「問題」、「現象」 都是一段持續拉扯的歷史。

當劇烈的社會變遷引發輿論強烈關注社會秩序變動時,有關性的論述往往成為道德及社會變遷的一個象徵指標,也因而成為各方爭奪的場域 (Week,1985)。所以,談「少女援交」不能只談少女援交。只談少女援交,將會加深她們的孤立,使孤立更精緻、更難以把握。回頭再看「少女援交問 題」,不得不對以下四個questions,逐一討論:

1. 網絡跟援助交際有什麼關係?
2. 參與援交活動的少女都是可憐少女嗎?
3. 為何我們只看到援交少女的可憐?
4. 她們怎樣看待自身的身體和性?
5. 她們有沒有道德?



1. 網絡跟援助交際有什麼關係?

我們都說援交現象跟網絡普及有十分緊密的關係。於是有不少意見認為,只要穩守網絡的道德防線,加強網絡道德教育,呼籲年青人在使用網絡時要自律自 愛,制訂網絡使用守則,就能減少網絡上發生的不當行為(楊震社會服務處,2007)。不過,研究網絡社會學的學者往往對此不表樂觀。他們認為,即使我們主 動具有反思性批評,拒絕讓網絡涉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都已經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因為「電腦作為人類的工具,已不僅只是工具,而且我們自身組成的一部份」 (黃厚鉻,2001)。而且電腦不只是化約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把世界展現為片面的技術材料,它更反過來化約了我們的存在。

畢竟,網際網絡是廿世紀末最具顛覆性意義的發明,而「網絡社會的堀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更是這個社會的質變結果(Castell,2000)。網際網絡因為其傳播速度、涉及廣度,以及龐大的資訊儲存量、複製功能,尤其是可以 不限時空的查閱功能和深入和人領域的特點,成功顛覆了傳統私密的家庭生活。過去要走出去才能加入的公共領域,現在,只要有一台電腦,隨時隨地便能連接到任 何地點,求索任何資訊—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遂形成,在這裡還能雙向的、直接地在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上溝通。這不管是造成私領域與公領域的界線模糊。公領域可以長驅直進地闖入私領域,而私領域亦同樣跟公領域接軌起來。在公私領域模糊化 下,自我的構成過程備受衝擊。每個網絡使用者的生活經驗,也無法可以有所保証,而遑論是規畫、設計。

活在網絡社會的年輕人一面對傳統社會價值和道德教誨產生懷疑,一面又急欲尋求另一種價值出路。她們可以做的,就是在遭遇不同情況下作出不同的詮 釋,漸漸塑造自身的標準和理性來。值得留意的是,網絡的「方便」、「隱匿」、「逃避監視」的特性,讓個人在使用網絡時,自我意識會稍為降低,個人行為不再 代表他個人,而屬於網絡的一部份,這又使個人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壓力減低,間接形成「責任擴散」的效果,而這「去個人化的問題」 (deindividualization)(邱文彬,2001),正是網絡文化研究者經常憂心忡忡的理由。

網絡跟援助交際有甚麼關係—要回答這個question,不宜過份草率地將網絡視為援交的工具,反之,要視網絡為年輕人形成援交觀念的一個重要部 份。我們要探問的是,青少女如何在公私領域模糊下建立她們對性和身體的觀念?又如何在「責任擴散」下,處理自身的道德主體問題?以及在「去個人化」下,如 何認知和參與援交活動?


2.參與援交活動的少女都是可憐少女嗎?

2009年香港社會對少女援交的論述,鋪天蓋地的,是保護主義立場,視少女們為受害者的論述。這種受害者情結(victimology),顧名思 義,是指從事援交的少女們都是受害者,她們本來是純潔、脆弱、被動、無力的,因看「物慾泥沼難自拔」的特殊理由,成為「物化」、「商品化」的對象。先談 「物化」,這原本是借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概念,是指男人以性吸引力作為標準,衡量個別的女人,把女人當成物品,不談對等關係,而一味把男人本位的狂想以及過 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統統投射在真正的、活著的,呼吸著的女人身上──這當然跟性有關,但其實泛指男人不顧女人的意願,單方面決定女人應該如何如何,以滿 足他們的需要。例如要她們努力成為跟她們性格相反的賢妻良母形象。但到了後來,「物化」的概念被變化成只限「性」有關,以致我們只視「性工作」為物化,而 不理會在日常生活裡頭,女性同樣被物化的遭難。而所謂「商品化」,就是不再指父權社會男性是如何對待女性的普遍態度和角色規範,只狹窄地理解女性是如何在 色情事業中被呈現。在「商品化」底下,性與色情都是男性用來貶低女性、欺凌女性、剝削女性的武器──男人只需花錢就可以擁有女人的性來滿足自己的性,而女 人根本無從置喙 (何春蕤,2008) 。這樣說來,色情壓根兒就是一種性別歧視。

在這種簡單的欺壓模式下,男人透過性來深化他們對女人的宰判,所以「出賣」肉體,是性別宰制,而少女援交,則是性別加年齡加階級的三重宰制。要拯救少女從三重宰制中重新做人,當然是刻不容緩的義舉。

問題是,這種以管理者角度出發的保護主義格式,強於行動,弱於了解──她們的主體性、對性的態度、對身體的掌控、對工作觀念等重要議題。參與援交的少女不 是鐵板一塊,她們不是同質性的一種人,而是千差萬別、形形式式,各自私忖的不同個體。她們有些自覺有身體主權,掌握情慾資源和能量,不覺得援交是全然負 面,在情慾世界中也不一定總是受害者,甚至相信性和其他社會場域(例如政治、經濟、教育、法律等)一樣,都可能由女人自身的介入而有所改變。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以馬克思主義所講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來指責她們,所謂的情慾、身體自主全都是廢話,是自欺或被欺的妖言惑眾,不對,我們又憑甚麼去斷言那些都是虛假意識呢?難道 只有我們才有洞見,看破 「虛假」,道出「意識」?

3.為何我們只看到援交少女的可憐?

從視覺文化研究的角度思考「看見」,便會發現「看與被看」的文化涵意。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上,男人與女人的社會顯相(social presence)是建立在「看與被看」的互動模式上:男人是看,女人則是被看;男人專心看女人,女人則只是留意自己是如何被看;女人不單從不直接看自 己,還透過男人的眼光來看自己。換言之,女人生長在被看、被指定、被宰制的空間中。這種男女兩性的文化構成,最能解釋為什麼大部份視覺活動都是以女性作為 對象的原因。意思是,男人在對待女人之前,先檢視她們,因此,譬如女人如何出現在男人面前,可以決定她將如何被對待。為了在此過程中獲得一些控制,女人容 納它並加以內化(internalized)。女人的自我屬於檢視表的工作範疇,吊詭地,女人加以配合和附和,使得女人的自我樂於被對待、被塑造。這種對 自我的「模範式的對待」(exemplary treatment),構成了她的模樣 (Berger,1972) 。順著這種特殊的男女兩性構成和實踐,我們一來可以思考「看與被看」的文化政治,二來可以以此來再思青少女援交現象中「看與被看」的議題。

在傳媒報導中或是在研究發佈會中亮相的援交少女,往往是「可憐少女」的平面化形態出現:沒有固定職業;需要為家人還債;明知在援交過程中危機重重 而故犯;援交是沒有更好解決辦法中的辦法;曾經在援交過程中受過傷害;現在後悔不已、決心退出、淚灑當場;選擇在記者面前坦陳己過,並以過來人身份呼籲時 下年輕人潔身自愛;願意配合警方工作掃蕩賣淫集團;正做義工以洗滌己過,重新做人。如此這般的真人見證,可謂是一種典型。誰需要那種典型?誰最
期待看到這種典型?這種典型正生產甚麼權力效果?

「權力效果」是福柯的思想建構。在《規訓與懲罰》中,精緻地回溯懲罰的歷史。自十八世紀後半期開始,那種用殘暴克服殘暴、用恐怖消滅恐怖、用血腥洗刷血腥 的懲罰制度已經起不了預期的權力效果,徹底的改革已經勢在必行。他們要革新建立另一種權力結構──不是消滅罪犯的肉體,而是改變罪犯的肉體;不是懲罰得更 厲害,而是懲罰得更有效;不是一種鎮壓,而是一種調教和干預;不是猛烈而致勝命的一擊,而是有規則地控制;不是事後殘酷報復,而是事前的大腦的警告。懲罰 在於靈魂,而不在肉體,因為愈堅固的、牢固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大腦的軟纖維組織上 (Foucault,1995)。

福柯所講的「懲罰與規訓」是理論,援交少女的真人見証則是實踐──再典型都不是問題,恰恰相反,典型才是答案──它正解答了大眾心裡期許的援交問題:因為 失業,所以援交;因為還債,所以援交;因為受傷,所以不再援交;因為後悔,所以不再援交;因為遇見社工,所以改過;因為傳媒青睞,所以改過。她們說中我們 心裡的話,填滿了心中的遺憾;而我們亦看見早已期待的圖像。至於跟援交少女是否彼此看見.則作別論了。

4.她們怎樣看待自身的身體與性?

我們都把自己的身體看成是「我的身體」,意即它不從屬於任何客觀物質的一種觀念。但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中「我的」身體,已經轉移至 「政府的」、「社會的」、「文化的」身體。與其說是身體主權,不如說這個主體受到太多「國家的體制」、「社會的規範」、「文化的標準」干預。情況就如在馬 路上的交通警察,來來往往的行人都要聽從他的指揮。這一刻,警察的手勢就是法律的象徵,我們的身體動靜,都具有表演成份,來成全國家的、社會的、文化的、 法律的美意。換言之,你的身體並非它自身,也不屬於我們所有,而是受帶氧舞蹈、截腺術、減肥法、卡路里控制…「身體原是抵抗全球化命令的最後戰場,現在卻 成了第一個被征服的對象」(Mirzoeff ,1962) 。於今天來說,正是一語成籤。

西方女性主義向來認為女性的身體意識。在20世紀後期,女性主義索性將身體提至女性主義的核心討論。她們普遍認為,女性對身體的認知和掌控,是女 性界定它自己身份、掌控自己命運,以至自我充權(Self-empowerment)的一個重要途徑。她們一面質疑身體的生理決定論,一面又將身體的理 論,推延至健康、文藝、政治、經濟等更廣闊的範疇。激進派女性主義,先後批判西方文學經典、道德討論(Millett,1970)和醫療科技 (Philips and Rakusen ,1978)是如何塑造女性對自身身體的想像,鼓勵女性要對身體主權從新掌控,起來對大眾文化和男流知識(malestream knowledge)的各種客體化、刻板化建構,大聲說不。

身體當然跟性有關;對身體的規訓亦當然離不開從性的規訓開始。性從來跟權力有關,甚至乎性才是權力的關節點──在這裡,權力彰顯得最清楚。沒有任 何一個生活場域比「性」更容易說明權力關係是怎樣的一回事。正因為性較為subtle、detailed和delicate,所以能夠將性管治得貼貼服 服,人家與其他的生活領域,也不能「解放」得那裡去。

我們總以為性的問題在於「不討論」。因性是禁忌,公開討論只會尷尬不堪,結果在缺乏足夠性知識的情況下,徒生許多有關性的糊塗帳。殊不知,多談 性、公開談性也可以是性規訓。關鍵在於「誰抓著誰的性以怎樣的方法為何甚麼效果地談性」。刻下對少女援交的討論,不會是一次對「身體和性」的討論拉扯。這 邊廂,鋪天蓋地的論述,指罵青少女出賣肉體、誤用身體、濫用身體;那邊廂,從事援交活動的少女們卻自覺有身體的主控權,怎樣用、為何用、何時用、向誰用都 純屬個人之事──與道德無緣、跟政府無關。她們正在凝視身體、眷戀身體、爬耕身體。被責備「出賣身體」的同時,她們的身體卻綻放如花,充滿渴望又充滿喜 悅。

5.她們有沒有道德?

「援交少女是否道德淪亡?」──這是個被問到一千零一次的問題,即使如此,仍要一千零一次地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決定了援交少女的樣子。當代社會理論巨擘 Zygmunt Bauman專研究現代社會的性質及衍生的問題。他雖不是一個倫理學家,但他對道德倫理的關注,卻是所有關心現代社會倫理道德的人無法掩耳不看的經典論 述。在那位窮其一生為現代社會把脈的哲學家眼中,現代社會是個以理性壓抑情感的社會,也是一個相信即使有矛盾衝突,終必可解決的社會。現代社會的人總是將 諸多兩難困局,還原為只是一種暫時的煩惱、一種不久便復修完成的理性、一種原則上可以解決的衝突。只要發揮多點理性,便能重拾秩序。現代社會的倫理道德常 常把含糊的、不可確定的道德選擇縮小為一張清單,或是一張有條不絮的生活指南。它的好處在於,免除了行動者在黑暗中摸索的諸般考慮和折騰;但是,用規則代 替倫理,以「他治」代替「自治」,這不僅令人們無法學習對自身的行為負責,也為行為者解除了犯有罪孽的責任。而大屠殺之所以出現,不是甚麼「社會失去規 範」和「文明社會的意外」,恰恰相反,大屠殺正是現代性的一個產物、一個正常不過的結果 (Bauman,1989)。

Bauman把這個對大屠殺的「怪論」,寫成了“Modernity and Holocault"(Bauman, 1989),亦因此而在1990年獲得歐洲社會學及社會理論的阿瑪菲爾獎。Bauman要批判的是,現代社會所宣揚的秩序化、工具化、官僚化、技術化,正 使人對規則盲目服從,並且將自身的道德責任,以服從來排除於外。因此,他強烈地提出:「沒有主導倫理才有道德自我」。意思是,今天我們活在後現代的時代 ──一個強烈地感受到道德模糊性的時代。這時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自由,同時又將我們拋離一個前所未有的不確定狀態之中。我們或會懷念以往能夠信念的權 威指引,但同時又明白這些權威指引已經失靈。我們已經無法將道德選擇輕易交給官員、教授、科學家或道德祭司代為辦理。僅餘下的,是自己在生活情境碎片化與 倫理規範缺乏化中細心指穗。

參與援交活動的少女同樣活在後現代繁複的社會之中,「安貧樂道」、「善頌善禱」、「不要為五斗米而折腰」、「安能摧眉折腰附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主導 倫理已經稀釋、發黃。她們隻身面對「天地洪荒」,認為:「這個活動我前提是有自主選擇權,而非對方有要求就有交易,且對對方先要有交流、有一定了解,再加 上不一定真正會發生性交,因此與性交易本質上有區別的。」可是,這個「本質上的區別」沒有被細心解讀,反而視為一廂情願、自欺欺人。這不僅是再一次表明對 年輕人的不信任,更平白失去了「厚描」(thick description)她們的道德自我的機會──她們是如何選擇?有甚麼考量?她們的情感(feeling)、知識(knowledge)、了解 (understanding)在援交活動中如何?

總結:少女援交淺閱讀現象

少女援交話題不能只談少女援交。只談少女援交,將會加深她們的孤立,使這孤立更加精緻,更加難以把握。「少女援交」本該是深閱讀的文化研究議題, 然而我們時代貨真價實的深閱讀在哪?拿甚麼去閱讀少女援交──當「少女援交淺閱讀現象」已成這個時代的體溫──它滿足了我們粗淺的理解,更滿足了我們膚淺 的關心。所謂「淺閱讀」,不僅是指那些花瓶樣的作家所帶來缺乏深度的暢銷書,更是直指瀰漫在社會上那種專為刺激讀者腎上線而設的膚淺理解(新周 刊,2006) 。顯然,「淺閱讀」所散播的片斷化閱讀、平面化閱讀,己漸次成了一種文化,隱然存在於我們的肌理之中。

對於少女援交問題,我們只讀到皮毛,只曉得輪廓,一輪起哄之後,又回復到日常生活之中。至於行動不行動、跟進不跟進、了解不了解、看見不看見,都 已經干卿底事了。這種「以膚淺的關心來掩飾實質上的漠不關心」的回應問題方法,將從事援交的少女們視為一個整體。她們的身世背景、生活背境、個性差異、行 動理由本來極為懸殊,在遭遇到「調查、報導、查獲、裁定」之後,被硬塞在一個共同身份(uniform status)之中:娼妓、雛妓、姐姐仔、不幸少女、可憐人...而開始一段共同的命運,接受相似的對待、規訓出相近的反應來。只有「淺閱讀者」才會將如 此懸殊異質的人們,打造成一個「集合」,就算我們跟援交少女仍是彼此不能看見都好。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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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gmuant Bauman(1989). Modernity and Holocaul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承蒙邵家臻允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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