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弱勢者的帝國——《論盡明光社》序/龔立人

「帝國」(empire)是近十多年神學常用的一個概念,主要是針對那些操縱他人的制度。事實上,帝國意識已成功與文化、經濟和政治等等結合,行使對人的控制,增加它的權力。舊約聖經的出埃及故事正記載了上主如何站在受壓迫的以色列人那邊對抗當時的帝國──埃及。但Paulo Freire提醒我們,受壓迫者沒有因受壓迫的經驗而變得富同情心,反而學習了壓迫者的性情,成為新的壓迫者。這正是以色列人的弔詭歷史。這也是上主興起先知對抗以色列國和猶大國君王和貴胄的因由。對抗帝國的壓迫性在耶穌的故事更具體表現出來。祂不但對抗由宗教領袖建立的帝國,也挑戰羅馬政府和猶太人反羅馬政府的帝國意識。然而,人類歷史沒有因為耶穌的緣故而徹底改變。當基督宗教與君士坦丁的羅馬政權結合後,基督宗教便以帝國姿態出現。直到改革時代和往後的啟蒙運動,基督宗教的帝國意識才被挑戰。那麼,說基督宗教是一個對抗帝國意識和權力的信仰並沒有錯,但同樣,基督宗教也是一個擁護(甚至成為)帝國意識的信仰。事實上,當下美國的布殊政府已建立了其美國帝國的神學了。如何避免基督宗教成為帝國的擁護者或基督宗教如何成為挑戰帝國的力量,成為基督徒自我反省的重要功課。話說回來,當下香港基督宗教扮演帝國還是挑戰帝國的角色?

如上面所說,基督宗教融合這兩種對立身分。就此,我想起兩個場景。第一,在1997年前,基督宗教確實享受某種的方便和特權。這可以從基督宗教管理學校的數目和學校地區的分配反映出來。這種方便和特權使基督宗教傾向選擇與政府合作,甚少帶頭挑戰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政權轉移後,昔日基督宗教與政府的關係起了變化。天主教會陳日君樞機主教公開說:「政府已不看我們為合作夥伴了。」這種關係的轉變不一定是壞事。例如,在居港權一事上,天主教會變得更有勇氣,不順從政府,反而收取無證兒童入學,並高調支持爭取居港權人士。怪不得報刊稱陳樞機為香港新良心。第二,在1997年後,基督新教比昔日更積極投入社會運動,企圖在公共領域建立基督新教的聲音。奇怪的是,某些參與社會運動的人不經過濾,便將美國基督徒右派的議程和思想引入香港。例子之一,他們以作為公共理性的宗教理性為題舉辦不同的研討會。從學術層面上,這些研討會並沒有什麼不妥,但這是美國處境要面對的問題,而不是香港。香港的議題是貧富懸殊、政府對商界的偏幫和缺乏民主機制等等。可惜的是,這些參與者甚少回應民生和政治等問題。另一個例子,就是他們選擇以文化戰爭的思維進入公共領域,並將反對者標籤為自由主義者,從而建立他們對抗的對象。坦白說,香港的自由主義者並非如他們所說那樣可怕。雖然他們沒有以帝國形式出現,但卻充滿十字軍精神。這已是一種征服性的帝國意識。國棟兄的著作正針對這現象,並環繞這現象的表表者──明光社,提出他的分析和評論。雖然國棟兄很客氣地沒有用帝國一詞來形容明光社的心態,但在他的分析和評論中,我們可以窺見自稱弱勢者的帝國霸氣。

究竟明光社代表帝國意識,還是如它所說,抗衡文化?在一次聚會裡,一位參加者跟我說:「我信耶穌的日子很短,但對於明光社的態度和作為,我很不舒服。可惜的是,我很少聽到有別於明光社的基督宗教聲音。直到今日(指我的講座當日),我才釋然。」縱使你可以不認同國棟兄在書中的分析,但國棟兄的分析可以令你釋然,因為在基督宗教裡,我們可以聽見不同的聲音,並拒絕成為帝國的誘惑。

如起初所說,在不知不覺中,基督宗教變成新的帝國,失去了它的服務性。然而,重點不在於它是否成功與其他權力結合,而在於它的意識,以及權力和片面真理。為了回復基督宗教對他者的服務和同在,我們不得不挑戰和批判自己成長的傳統,甚至好友。這是國棟兄的承擔和張力。他以開放和嚴謹的寫作態度,邀請我們對話,並反省自己可能有的帝國意識。

(章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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