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當大學遇上周秀娜/安徒




當大學遇上周秀娜
文︰安徒



《明報》,20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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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多謝你的電郵。首先恭喜你今年大學新聞系畢業。那次碰面,你說你有興趣畢業後繼續進修文化研究,研究o靚模現象,還為此搶先登記,去科大旁聽周秀娜出席的那場講座。這椿本是學院尋常活動,甚料事前事後都引發大量討論。證明文化研究這玩意,絕不與時代脫節。其實,o靚模現象要分析和研究的角度的確有很多,包括這場在大學上演,媒體熱烈炒作的事件,本身就可以獨立出來研究。研究的對象不單是作為o靚模的周秀娜,而是如何從周秀娜出席科大論壇這件事,分析當代媒體特質和大學的角色和位置。文化研究的分析角度,正好大派用場。

回想事件的起初階段,是o靚模寫真在書展售賣,有人強烈反對,認為是低俗色情文化入侵書展,破壞正當的文化推廣,有礙推動健康的讀書風氣。當時的反o靚模行動,是以「反低俗」的形象出現,因為o靚模被認為是低俗文化的化身。香港當時突然多了很多熱愛文化,更會「瞓身」捍衛「正當文化」之士。

開學之後,傳來科大邀請周秀娜參加一場分析周秀娜現象的講座,又再掀起波瀾。但你細心留意,反對聲音一方面抱怨大學竟將課堂開放讓低俗文化入侵,「沾汙」學術殿堂的神聖,但更多的是質疑周秀娜再次利用機會,以到大學參與學術活動而乘機「升呢」。當其時,論者既狠狠批評周秀娜,但也激烈批評科大,哀嘆科大竟淪陷成為低俗文化商品宣傳推廣、大搞公關的地方。香港當時多了很多熱愛學術,肯維護學術殿堂尊嚴的人。

一大堆在這一階段出現的批評,都是出于一種捍衛「正當文化」、「學術殿堂的聲譽」的立場,傳媒輿論以反對「鄙俗」、反對「商業操作干擾學術」的姿態出現,儼然是一場反對低俗,維護文化聖地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前奏。


一刻天堂.一刻地獄

可是,當講座完成之後,你會發覺傳媒的調子快速地轉變。除了把那短短二十分鐘的對話內容,作一些斷章取義的切割之外,報道和評論的焦點完全放在周秀娜的應對、儀容、裝扮之上,以及教授的幾句說話,幾條問題,有否令到周秀娜明白。但究竟那場講座講了什麼,學者分析的內容是什麼,媒體上出現的評論竟然對此毫無興趣。

不過,令人更為驚奇的是,經此一役,評論很快從尖刻指斥周秀娜「露底」、「獻丑」,又突然掉轉槍頭,大力批評教授用語如何不當、深奧、「扮嘢」、傲慢、歧視,甚至竊笑為一場「鬧劇」,最過分的是還有人形容為一個「局」,用心在羞辱周秀娜,消費周秀娜……於是,一夜之間,一場醞釀幾個月的「反靚模反低俗運動」,迅速轉變為一場「反精英反學院運動」,揶揄、嘲弄的對象變成大學教授,學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反是周秀娜。對周秀娜同情之聲鵲起,繼而讚譽周秀娜大方得體、「有腦」、真誠……成為丑角的反是大學、是學術用語、是精英姿態、是偽善的同情、是學問的空洞無聊、是知識的無關痛癢,是故作深奧的「廢噏」……

那一把先前熱愛「正當文化」、維護「學術殿堂神聖」的聲音消失無蹤,連教授在講壇上講學術語言都受批判,也不聞愛護「學府尊嚴」者聲援。如果你看見這個情況,還會以為香港真有那麼一個以學院為象徵的「高雅文化」堡壘,和世俗的「流行文化」文化相互對立,兩者之間還有那麼一段有待收窄的「鴻溝」,那我想你還是值得看看文化研究的入門書籍。它們會教曉你,這些所謂「鴻溝」原來是那麼脆弱、那麼人為,這種虛假對立在今天又是怎樣的只是一堆幻影。


商品邏輯的支配

事實上,自從John Fiske 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要瞭解the popular(庶民普及)的實際操作,文化研究界已經放棄了所謂「雅俗對立」或「高低文化」的二分,遑論要打破兩者的「鴻溝」,因為在商品邏輯支配一切的前提下,精英和庶民都已無法獨力自制自己的文化。大學要搞公關、排名,古典音樂變成手機鈴聲,庶民品味要電視機來餵養。於是,文化研究要做的,反應是去瞭解庶民在日常生活,實際上是如何接收文化、利用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去看文化(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是如何進行。庶民又是如何在自己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挪用各式的文化資源,產生對自己相關的意義。

John Fiske
的洞見也在於指出,庶民永遠都是按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利用文化商品,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令其產品符合各種哪怕是相互矛盾的需要。這就幫助了我們去瞭解,為什麼在周秀娜到訪科大的事件中, 「周秀娜」和「學院」兩者,都同時遭逢「一刻天堂、一刻地獄」的經驗。


並非「小農DNA 」發作

香港人只愛學術榮譽,卻不理會學術實際操作規則應如何,並非源自什麼不懂紳士風雅文化的「小農DNA」,也不止是攀龍附鳳的文化劣根性,而是非常精彩的說明瞭,商品邏輯已經如何全面支配了(包括大學學院在內)的公共領域,以及庶民對「大學」這東西的觀感。也就是說,無論你是如何熱愛學術的純潔和神聖,阻擋o靚模「入侵校園」,其實你也跳不出一種邏輯宿命,你的行動也只是在保護「大學」這商品的品牌,而非樹立一種「抗衡文化」(counter- culture),使學院能以非商品的學術邏輯實現其自主性運作。因為今天的大學,除了是一種文憑價值的品牌一樣,它就再什麼也不是。所以,除了嘴巴說說,從來就沒有人準備為維護學術自主性挺身而出。

可是,以商品支配大學的庶民常識,卻同時埋藏著庶民對學院的妒恨,隨時爆發。於是,一個一度被視為低俗色情文化代表的周秀娜,在科大一行所得的,正好不是因為沾了一點學術味道而「升呢」,變得高雅了。吊詭地,她反而迅速地變成是庶民們寄托其對學院(以致背後的一切權力精英)的不滿、挫折、怨懟的載具。

如果暑假結束之前,「周秀娜」這形象是簡單的色情慾望所投射的符徵,從而引發出道德主義者投射其衛道潔癖的反向慾望,那麼「後科大」的「周秀娜」,就變相形成另一種多少有點抗拒意味的符號,讓庶民(特別是當中充滿學校生活挫敗經驗的青年學子)投射其受學術精英考核規訓所欺凌的夢魘。

那究竟周秀娜是「升呢」了還是「降呢」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周秀娜」?當然,你去問任何做文化產品行銷的,他都會說這些問題雖然很「廢」,但卻很實際,因為社會大衆的確又不時會為這些升升降降、真真假假而折騰,而消費。

加文,你在大學所受的正統新聞學訓練,教你如何做一個理想中的傳媒工作者,維護資訊的公平開放、監察權力、維護正義,我想你一定受益良多。可是,任何一個在今日媒體環境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媒體並非理想的公共空間,意見和消息的溝通並非時常不被扭曲,因為新聞也變得商品化,評論也變得商品化。

John Fiske
他老人家研究了不少娛樂、消閑類的普及文化,對新聞的庶民化普及化,對新聞操作如何在商業邏輯和提供庶民愉悅之間的游走,反而著墨並未太多。但是,作為一種庶民文化的新聞傳媒學(popular journalism),在很多正統新聞學院之外的學科,包括文化研究,都已成為顯學。

香港事實上是研究庶民(民粹)主義新聞學的好地方,因為和一個冥頑不靈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相並存活的,必然是無處不在,大量難以「理性」收復,來自各種庶民慾望的湍流暗湧,這也就the popular。它們能載舟,亦會無情地覆舟。它們有時姿態正氣凜然地反對「道德水平下降」,但轉頭又會指摘「道德偽善」,一刻臭鬥異見者破壞繁榮安定,一刻又會聲討權力集團,撻伐精英學究。這是民粹躁動,這也是反抗無力下暫時逃逸的快感泉源。新聞和評論,目的很多時就是提供這些快感。

加文,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抱負的好學青年,不是只想趕學術浪頭,所以向你推薦一些好像過氣了的經典,例如John Fiske。你從香港的例子,或會研究出經典如何會被誤讀、錯誤地挪用(或者拋棄),又或者會得出洞見,深化那些大師的未竟之業。不過,我以為在當下香港,這種重拾經典,認真觀照當下現實的做法,正是一種「基進的處境化」進路,一種讓文化研究真正能在本土落地生根,有益社群、業界的明智選擇。

祝你學業猛進!

P.S.

如果再有人取笑你說話用「jargons」,請你有禮貌的請他轉用「人話」(或「中文」),那些叫「學術用語」不叫「jar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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